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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全世界都屏息倾听的夜晚

曾几何时,一家人会在同一瞬间安静下来,身体倾向那只传出声音的木柜。收音机不是用来看的,而是大家一起经历的。回望共同聆听的黄金时代,以及在独自戴耳机的时代留下的一切。

在20世纪20年代,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的价格相当于一件小家具,人们也把它当家具来摆放:放在客厅中央,与耳朵齐平,周围摆着椅子。到了晚上,人们调暗灯光,开始收听。广播连续剧、音乐会、世界新闻通过电波免费传来,在同一时刻抵达数百万个家庭。没有人「选择」节目:人们接收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,而这种限制有个动听的名字——夜间围聚。

20世纪20年代,一家人围坐在无线电收音机旁。
20世纪20年代,一家人围坐在无线电收音机旁。

1938年10月30日,23岁的年轻人奥逊·威尔斯将H. G. 威尔斯的《世界大战》改编成了一档虚构新闻播报。在CBS,错过开场提示的听众真的以为火星人入侵了;第二天,报纸报道了恐慌、道路拥堵和电话总机不堪重负。纸媒嫉妒这个年轻的竞争对手,事件的真实规模或许被夸大了——但这一事件仍是一个有力的证明:广播中的一个声音,就能让整个国家的心跳同频。

1938年,奥逊·威尔斯在麦克风前——《世界大战》播出的那一年。
1938年,奥逊·威尔斯在麦克风前——《世界大战》播出的那一年。

因为奇迹就在这里:同时性。晚上八点,所有人听到同一首歌、同一个笑话,以及坏消息之后同一片沉默。第二天,在工坊也好,在学校也好,人们都会谈起它——因为从字面意义上说,他们共同分享了某件事。广播编织出一个共同的当下,像一根无形的线,从一间厨房牵到另一间,从一个国家牵到它的殖民地,从一片大陆牵到流亡在外的人们。

随后,设备开始微型化。20世纪50年代,晶体管把收音机从客厅带进了口袋;三十年后,随身听又为它添上了耳机。听广播渐渐不再是集体仪式,而成为个人行为。人们不再与他人「一起」聆听,而是用声音「对抗」世界的喧嚣;各自待在自己的泡泡里,各自拥有自己的配乐。

20世纪30年代的一间广播录音室,声音从这里传向数百万个家庭。
20世纪30年代的一间广播录音室,声音从这里传向数百万个家庭。

若只把这看作一种失去,那就不够诚实。这种个体化也是一种解放:人人被迫收听同一节目的时代结束了,喜好百花齐放,小众电台——播放爵士乐、诗歌或少数族群语言的电台——终于有了生存空间。选择取代了约束,这很好。没人真想回到由三家电台替整个民族做决定的年代。

但随着夜间围聚消失,一些细微的东西也悄然淡去:美好的偶然,发现自己原本没有寻找的事物,以及属于一个比自己更宏大时刻的感觉。什么都由自己挑选,便再也没有什么令人惊喜;独自聆听久了,也多少忘了与人同听的乐趣。那扇通向远方的窗关上了,变成了成千上万扇紧闭的小窗。

好消息是,这些声音一个也没有消失。它们仍在某处播送——新奥尔良的爵士电台,一个你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位置的国家的公共电台,一家百年电台,夜间从未停止播音。只差一扇窗,就能让它们再次汇聚。在Terondo,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家电台只需点击一下就能收听,免费且无需注册:不是为了强迫我们听同样的内容,而是为了重新打开那扇窗——让全世界再次侧耳倾听我们。

图片来源
1. «A Farm Family Listening to Their Radio», NARA,约1926年 — 公共领域
2. 奥逊·威尔斯,Acme Newspictures,1938年 — 公共领域
3. WGN广播录音室,20世纪30年代 — 公共领域
Wikimedia Common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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